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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倍内阁推行的大国化战略解析

2017年02月24日 15:48:25 来源: 新华网

  作者: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田庆立

  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,承袭了既往的改革成果,集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践行协同并进的大国化战略,并在推动国家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。

  大国化战略导致崇尚对美从属

  二度上台以来,安倍便自觉承担起日本保守统治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期待而尚未完成的两大改革:第一项是转变战后日本的安保政策。日本试图达成的目标是,自身并非仅仅从属于美国,而是能够及时响应美国的相关诉求,将自卫队派往海外,积极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。第二项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,安倍内阁重启新自由主义改革,推行“安倍经济学”中的“强化产业竞争力”路线,继承历来的“撤销规制、小政府”路线。通过两条路线的齐头并进、紧密配合,旨在将日本打造成“在世界上最适合企业开展活动的国度”。

  安倍内阁推进的“军事大国化”,并非如战前日本一般单纯地扩充军事实力,而是以强化日美同盟的方式,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,从而行使集体自卫权。结果导致安倍内阁的大国化战略始终崇尚对美从属——在日美同盟体制的框架内持续推进。

  安倍显然认识到,谋求“军事大国化”势必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,这也正是安倍大张旗鼓地在国内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原因所在。因此,对于安倍而言,无论是财界鼎力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,还是“安倍经济学”,都是构成军事大国基础的要素,具有增强军事实力的重要意义。因此,安倍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经济政策和“安倍经济学”基于政治主义的目标加以审视和考量的。

  渲染他国武力威胁煽动民众

  安倍内阁推行大国化战略的目标指向十分明晰,主要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体制,拆除一系列束缚自卫队向全球范围拓展的障碍,将近邻中国想象为“假想敌”,通过日美联手的途径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和遏制,最终达成其构建“强大的日本”的终极目标。

  日本学者渡边治评价指出:“安倍政府拥有历代政府所不具备的野心——日本通过与中国的对峙以实现‘大国化’及‘军事大国’目标。”安倍为增强国家凝聚力惯用的手法是,通过渲染来自他国的武力威胁,达到煽动民众的目的。安倍的国家观深受其外祖父岸信介的影响,通过设定具体的敌人并与之对抗,激发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。

  2015年的日本《防卫白皮书》强调:“中国是令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威胁之一。”白皮书通过炒作“中国威胁论”,大肆渲染紧张气氛,为制定并通过新安保相关法案、加强防卫体制、强化日美同盟寻找借口。白皮书中不断重复“安全环境日益严峻,中国已成为最大威胁”的论调,实际上是为扩充军事力量做铺垫。

  推行“亲美疏亚”外交

  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具有强烈的“明治情结”,复归战前的大国梦想,始终是他们的追求目标。

  安倍内阁推行的大国化战略,富有鲜明的“军事化”和“复古型”色彩,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国内政治生态。从国内层面而言,围绕宪法和教育、治安等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等问题,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某种程度上的限制,国家的权威和权限则呈现扩大之势,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剧。

  在安倍内阁构建“强大的日本”的总体目标下,国家功能呈现收缩或扩张的态势:一方面,为顺应全球化的发展潮流,国家功能进行相应收缩,在经济领域放松管制,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,以及向地方分权等。另一方面,则是国家功能的扩张和强化,注重向国民灌输对国家的认同感,加强对国民的监管与控制,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权力侵入国民的私人领域。安倍内阁制定通过的《特定秘密保护法》等,可能会蕴含着国家主义极端化的风险。

  小泉时代以来,日本的对美追随路线就与奉行强硬的亚洲外交互为表里。通过刺激中韩等邻国的方式,激起日本与亚洲邻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立,制造周边形势的紧张感,且保持一种“斗而不破”的状态,符合安倍内阁推进军事大国化的战略谋算。在“远交近攻”外交理念的指导下,积极响应美国盟友的战略诉求,寻求美国对日本实施国家战略转型进行后方支援;与之相对,在历史认识、领土争端及战争责任等方面一再酝酿和制造事端,从而为追加防务预算和将军事触角伸向全球谋求民意支持。这就是安倍内阁推行的“亲美疏亚”外交——貌似自相矛盾,实则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实质。

  (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《日本学刊》供新华网日本频道特稿,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如需转载,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“新华网日本频道”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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